当下，新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和蔓延。基于新技术革命，一些国家纷纷抛出了不同版本的战略规划，例如，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无论各国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反应有多么的千差万别，但都是在拥抱新技术、新产业，并被迫接受新技术革命的副产品：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一

新一轮技术革命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其次，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

先说基于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

资本是迂回生产方式。而技术革命，就是迂回生产方式的革命。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都是迂回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它把工人从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罪恶：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卡内基的童年，就被产业革命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他的父母原本在苏格兰从事家庭纺织手工作坊，在机器化生产出现之前，卡氏一家的日子本来过得比较富足。可在珍妮纺纱机出现后，卡内基的家庭作坊便被机器化的大生产淘汰了。小卡内基被迫漂洋过海，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卡内基并不美好的童年，是技术进步对普通百姓不利冲击的一个缩影。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化大生产时就曾说过，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机器化大生产创造的大批失业者，又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机器化大生产创造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因此，失业潮仿佛是技术进步天然而必然的副产品。

然而，卡内基早期的生活，并不代表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影响。纵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化，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自动化生产不断涌现，但无论哪个国家，并没有长期保持高失业率。格林斯潘曾在自传中写道，纵观全球经济史，失业率并没有因技术进步而上升。这是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属于“创造性破坏”，它会造成那些不能适应新技术的摩擦性失业上升，但它也会带来新的劳动力需求。且由于技术进步带动了收入和最终消费的增长，在新技术冲击形成新的资本—劳动比的均衡条件下，会内生地增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应用，仍然要严格地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虽然资本雇佣劳动，但资本的生产依然要依靠劳动，因此，劳动力成本依旧是全球分工与贸易的重要经济变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之说。

然而，当下的生产技术革命，与之前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当下的生产技术革命，集中体现为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机器替代人将成为生产的基本趋势。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再是重要因素。据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的市场，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54%，珠三角的无人工厂正在兴起。据报道，位于东莞的长盈精密实施“机器换人”计划后，该公司80%的工序将实现无人化；其已实现的机器换人，一台机器手可以替代6-8名工人。更重要的是，机器人生产的产品，次品率更低。这是机器换人计划的一个缩影和写照。机器换人计划正在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席卷开来。

毫无疑问，如果说，过去的工业化把劳动力从单调、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新技术的出现，在淘汰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比如，会计电算化把财务人员、清算人员从繁重的“拨算盘”的账务处理中解放出来，农业机械化技术把农业从播种到收割等一系列沉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让工业化有了充足的农业原材料，也有了充足的产业后备军。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都产生了新的产业工人的需求，毕竟，任何工具（生产资料）的生产都还需要劳动力来完成；产业组织一直有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之分。那些掌握了新技术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轻易地获得相应的饭碗，而且碗里装的也更丰盛。

然而，当下技术进步与此前的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截然不同。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使现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会变成资本密集型。传统资本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里，将难以见到戴着安全帽在高温下劳作的工作；就连服装、鞋等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都将由机器人一针一线地生产。不仅在制造业出现机器替代人，就连吸纳劳动力最强的服务业，也将会大规模地出现机器替换人的现象。在餐饮业，机器人服务员上菜收盘子洗碗，甚至还能当戴高帽子的“大厨”。在建筑业，集成建筑将使所有的建筑模块都由机器人在工厂完成。高“失业率”将成为机器人生产下的新常态。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将夺走工人的饭碗，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将成为“残酷”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工人（包括服务行业的许多服务员）都因机器化大生产而被迫“下岗”，满大街都是在与机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无业游民”。资本不再雇佣劳动，资本将雇佣资本本身，结果，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占比下降到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水平，而资本占比则进一步上升至极高。用马克思理论的语义来表述，就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将因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而大幅提高。

生产中要素构成的变化，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占比将进一步上升，这又加剧了财富的集中。《21世纪资本论》指出，过去数百年间，资本所得占GDP之比一直在上升。无疑，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将强化这一趋势：收入分配将更进一步向资本集中，劳动力所得占比将进一步下降。这不仅仅是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将彻底冲击我们一直赖以的传统收入分配理论。

在此情况下，失去工作的人们将靠什么生活？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再分配的作用。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小政府”，但在机器人生产并以此组织新的生产体系的环境里，当是政府在生产领域中的组织和分配资源的功能的弱化，而在分配领域，则需要更有效率的“大政府”，政府向资本征税，再通过转移支付，“救济”被机器人挤出就业市场的人们。他们拿着政府转移支付而得到的收入，购买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形成生产—收入—消费的循环流转。由于机器人不知疲倦地生产和工作，即便给它们低待遇，也不会“罢工”，社会的物质产品并不会因为人们“恶劳”而溃乏，相反，物质产品足够丰富多彩，被机器淘汰下来的工人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有的是闲暇和轻松的心情。那时，“好逸恶劳”不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变成了技术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人，不复是劳动力和生产者，而变成纯而又纯的消费者，消耗着由机器人不辞辛劳生产的各类物质产品。

二

机器人生产不仅冲击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还将根本冲击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失业率或就业率不再是判断经济增长与否的良好指标；货币政策是否还要以充分就业为最终目标？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中，失业率是判断经济繁荣与衰退的重要指标。在经济高涨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至低于自然率的水平；反之，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会高于自然率水平。货币政策就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使得实现的失业率与自然率相当，此时，宏观经济总体也会处于均衡水平。但在机器人生产下，劳动不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也将只是生产（可变）成本的极少部分，因此，“失业率”不再与宏观经济的波动相关。这意味着，过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所谓“自然失业率”理论、菲利浦斯曲线、动态不一致等等，都将被扔到理论的历史垃圾桶里。届时，联储主席及理事们，不再会为利率的调整而设定“失业率”阀值，他们也不会因就业与通胀孰先孰后的不同主张而有鹰派鸽派之分。

同时，生产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因此，基于现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也将被巅覆，全球贸易量与GDP之比，将随着机器人生产的广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各国为之困绕的“全球经济失衡”将机器人参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而自动校正，甚至可以自动地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说，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个新的失衡过程，它不是建立在以劳动力成本之上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资本和技术自主性和应用率的全球经济新失衡。在这种失衡下，全球最优产品的贸易流向，不是从拥有“人多”的发展中经济流向“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经济，而是从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经济流向“人”多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那时的失衡，将最终表现为发达经济体拥有贸易顺差，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贸易逆差。由是观之，基于当下的贸易失衡、全球资本流动的各类国际规则也将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被媒体热炒的TPP、各种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废纸一张，由是观之，中国也不必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寻烦恼了。

机器人生产也将冲击基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实践。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供给增长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反之则反是。所谓“人口红利”，其要义之一就是，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一国经济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吸收更大量的资本，从而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以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出现了长期的衰退或低增长。日本老龄化使日本制造业失去了全球竞争力，也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现，人们无不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了忧虑甚至极度的悲观。现在，国内一些人呼吁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蚕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需要新生的劳动力供给来弥补日渐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

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当下技术进步对传统劳动力替代的颠覆性影响。由于未来生产要素组合中，资本—劳动比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人力”劳动将成为生产中极不重要的部分。过去适用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中国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密切。机器人的诞生，即将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将不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全球制造业将围绕资本和技术而展开和布局。孙正义早前在演讲中说到，要让日本在205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其信心就来自工业机器人正在改变日本因老龄化面临的尴尬局面，机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还不到“自然人”的十分之一。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说放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意义的，那也不应当立足于要解决中国长期增长中“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机器人生产体系中，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相对于劳动需求）会同时并存。鉴此，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是最终产品质量与品牌的升级，更是由过去工人流水线的作业升级为智能机器人的流水线生产。只有更高“智商”的机器人涌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才会有出路和希望。简言之，未来全球制造业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于全球领先的智能机器人技术。

三

新技术革命，不仅是智能机器人的大量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传统市场经济中，厂商是基于价格信号而组织生产的，但并无中央计划者来指挥厂家该生产哪些产品、该生产多少，一切围绕市场、价格和利润转。市场竞争的特质，恰恰就在于分散化，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此状况下，资源得以通过价格信号流动和重新配置，并能够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中去。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得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去中心化和去集中化，通过市场化的分散决策和价格信号，生产者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实践中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四处碰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计划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与中央计划者之间信息不畅，使得计划者确定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计划与管制的结合，造成了普遍的短缺，它并不是组织生产的好方式。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当市场价格上涨时，厂家就会增加生产；反之，当价格跌落时，则会减少生产，实现供需之间的均衡。但在价格上涨时，企业也往往会过度地增加供给，导致产品过剩；价格下跌时，也可能导致厂家过度减产。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在价格涨跌与生产过剩循环过程中寻找均衡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往往不可避免，甚至要通过“危机”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均衡。这表明，尽管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生产的指挥棒，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经济的实践中，人们也一直在力图寻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自发的市场“盲目”竞争的不足。遗憾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那么成功。

但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大数据的出现，将弱化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即便同样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利润最大化仍是厂家的心脏起博器，但机器人生产中的市场经济也将很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的市场经济。我们常说，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承载着传递信号的功能，但信息不对称又总是存在的，这就使得在理论上堪称完美的市场经济在实践中总会遭遇种种尴尬的原因。然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中，从消费者到生产者，或者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已然发挥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者不仅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搜寻产品供给信息，还可根据用户评价（分）来决定将货币选票投给哪家的产品。滴滴方便地沟通了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信息，既方便了乘客，也降低了出租车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空驶率。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可以直接向生产者提出消费需求，厂家并不需要通过价格的涨跌来粗枝大叶地判断消费者口味及其量的变化，因而不太可能造成产品的过剩；消费者自己也会参与产品的设计，不仅有更丰富的用户体验，而且在消费产品时也充满着自己设计的成就感。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可以直接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据此而组织和安排生产。过去，日本企业管理中提出的“精益生产”、“零库存”将会因大数据而得以更好地实践。我们不妨推测，基于信息技术的生产，将使精益生产逐渐地在全球演变为“精准生产”。是故，生产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是当下技术革命区别于过去产业革命的根本之所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市场经济的精髓——分散化决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体系中是否还依然有效？答案很可能是，既然消费者信号的传递不再单纯依靠价格的涨跌，那么，分散化决策对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就可能相应下降；相反，一定范围内的集中和计划生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大数据的生产时代，越是生产的集中，产品过剩的可能性就越低。进一步说，基于大数据的机器人生产本身，可能就会加剧生产的集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某种产品只由一家企业生产和供应，消费者通过该企业的APP传递产品的需求信息，那么，该企业就能够根据该信息来安排和组织生产。它生产的量，恰好满足消费者预订的量，不多不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大数据下的生产，可能演变成为十足的“订单”生产，而不是基于价格及库存变化来组织和安排生产。

果真如此，届时，企业非意愿存货的周期波动下降了，宏观经济将因此真正迈向“大缓和”时代。经济运行对政府“熨平周期波动”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埋藏政府无所不在的经济干预。那时的经济体制，将演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不过，这里的“计划”，不是政府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指导性计划，而是企业基于订单的市场导向性计划。